2020丨南院大王乔峰 为你讲述辽代如何因俗而治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时间:2020-07-10 1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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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脚本撰写:郝思斯 视频统筹:刘芳源)

 

本期提要

 

南北面官之制是辽政权基于境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、生产关系仍存差异、各族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多有不同而确立的政治制度。实施“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”的治国方略,因俗而治,因地制宜,极大地促进了辽代社会发展,彰显出辽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。

 

契丹大字《北大王墓志》

 

公元916年,耶律阿保机称帝,建立契丹国,也就是辽。自公元4世纪末开始,契丹族就在汉文文献里有记载。契丹族有很多历史传说,最有名的就是青牛白马的故事。据《契丹国志》记载:契丹的先祖,有一名男子骑着白马,有一名女子骑着青牛,两人相会于辽水之上,结为夫妇,生了八个孩子,这八个孩子分别建立了八个部族,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,也就是八部同源。“青牛白马”在契丹的信仰中非常重要,重大祭祀活动,离不开以青牛白马祭天地。

 

阿保机才智过人,魁梧健壮,《辽史》上说他“身长九尺,丰上锐下,目光射人,关弓三百斤”,而且素有大志。906年,阿保机成为可汗,按照先例,可汗之位要三年选一次。但是阿保机不肯交出大权,于是阿保机本族的兄弟们首先起来反对他,发生了三次“诸弟之乱”。经过三次平叛,阿保机基本消灭了来自本部落的反对势力,后来又一统其余七个部落,成为契丹皇帝。

 

公元920年,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颁布了两项重大命令,一是诏命从侄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创制契丹文字,二是任命皇弟耶律苏为“惕隐”、左尚书康默记为“夷离毕”。

 

耶律鲁不古等仿照汉字,创立契丹大字。五年之后,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发,又仿回鹘文字制成“数少而该贯”的契丹小字。

 

“惕隐”又称大内惕隐,是契丹政权仿唐制所设以管理可汗族属以及契丹各部族事务的官职,通常从德高望重的宗室成员中选任。次年正月,耶律苏升任南府宰相,开启了契丹宗室担任南府宰相之先例。

 

“夷离毕”在汉语意境中,即唐宋时期的参知政事。作为中枢机构官员,与枢密使共同议政。康默记以备受太祖信任,擢任皇都夷离毕,即皇都行政长官的角色,执掌断狱、皇都修建等事务,在辽初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,成为太祖“佐命功臣”之一。

 

营口博物馆收藏的契丹大字铜印

 

有一个现象,作为知识背景,需要我们注意,就是辽、金两个朝代,虽然都是游牧民族所建立,但是都接受了华夏文明,而且都以华夏正统相标榜:辽代是继承了晋统,金代是继承了宋统。

 

《松漠纪闻》里有这样一则有趣的事情:辽道宗耶律洪基(就是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里与萧峰结为兄弟的耶律洪基)时期,有汉人讲《论语》,讲到其中一句“夷狄之有君”,因为涉及夷狄二字不敢讲了,耶律洪基则说我们的文明文化,跟中华一样,不用有顾虑。辽道宗末年修成的《皇朝实录》里自称“辽为轩辕后”,足见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。

 

其实这种正统性问题,是自秦汉大一统之后就存在的永恒话题。带着这样的认识,我们才能通过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,来看待当时的民族融合。

 

事实上,自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契丹部落联盟制,建国称帝,国家政权机构已初具规模。至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,进一步发展确立起独具特色的南北面官之制。正如《辽史》所言:“太祖神册六年,诏正班爵。至于太宗,兼制中国,官分南北,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……北面治宫帐、部族、属国之政,南面治汉人州县、租赋、军马之事。”“因俗而治”的南北面官政治体制由此日臻完备。

 

那么,为什么要设立南北面官来分别治理汉人事务和契丹事务呢?

 

正是基于民分农牧、地分南北的社会经济结构,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、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: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,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,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。二是特殊行政区域“属国”,即太祖攻灭渤海后,于其地建东丹国,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,设官命职“一用汉法”,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,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、渤海人担任。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,“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”,仍实行州县体制,州设刺史或节度使,县设县令。由此表明,辽朝南北面官之制所体现的治国策略,求真务实,因地制宜,灵活开明,富有实效。

 

南北面官政治体制的确立,实际上是适应辽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。在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辽王朝统治下,除了“马逐水草、人仰湩酪”的契丹、室韦、女真等游牧民族外,更有耕稼以食、城郭以居的汉人、渤海人等农耕人口。基于这种生产力水平、生产关系发展、生活方式习俗各有差异的社会现状,采取“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”的治国方略,实施“蕃汉分离”“因俗而治”的政治措施,推行官分南北的政治制度,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社会进步,使辽政权成为与中原政权相并存、屹立于我国北疆地区的强大政治势力。

 

辽朝的南北面官之制,其中每一类官职,从机构设置、官称名号,到职能权力的变化等,都有着颇为复杂的历史沿革。如太祖初年,建章立制,设立名为“汉儿司”的机构,以霸州彰武军节度使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,统领汉人事务。

 

辽代二百年间,韩、刘、马、赵是燕蓟四大族,居于首位的就是这里讲的韩知古一族——玉田韩氏。韩知古在辽代建国前夕,被契丹人掳掠为奴,后来被耶律阿保机赏识,曾担任中书令。从韩知古开始,韩氏家族开始显赫,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,因为精通医术,深为皇后赏识,待其如同儿子,后来韩匡嗣封燕王,历任上京、南京留守。韩匡嗣五个儿子,也都颇受朝廷荣宠,次子韩德让先后获封楚王、齐王、晋王,任北院枢密使、拜大丞相,后来被赐姓耶律,地位甚至在亲王之上。通过玉田韩氏家族,可见当时蕃汉融合之一斑。

 

辽上京遗址出土的契丹大字银币

 

太宗时期将“汉儿司”改为汉人枢密院。需要指出的是“汉儿”一词是当时的通用称法,并无褒贬歧视之意。世宗时期完备北、南枢密院之制,以执掌部族、汉人兵马之政,兼管行政,成为南北面官机构中的最高官署,北、南枢密使也成为宰辅执政官的最高官职。与此同时,还创建了南面朝官体系中的政事省,反映了辽朝南北分治体制的正式形成。

 

从形式与内容来看,南北面官并非截然不同的二元政治体制,而是在北面官制中,包含着中原文化成分,南面官制中包含有草原文化成分。从各级政府机构官员的民族成分来说,担任南面官的不纯为汉人,也有契丹人,同样担任北面官的亦不纯为契丹人,更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。

 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太祖建国立制时定国号为“契丹”,太宗耶律德光在汴京开封登基称帝时改国号为“辽”,之后圣宗耶律隆绪更国号为“契丹”,道宗耶律洪基再复国号为“辽”。与此同时,辽朝统治者自称“北朝”,称呼宋朝为“南朝”。故有辽一代,契丹政权或称之为“契丹辽国”,或称之为“辽契丹国”。如此一国双号和南北朝并称,实际成为辽南北面官双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

官分南北的政治体系,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宗旨,加强对全境族群有别、地域各异的有序管理,使全国各地并行发展,相得益彰。虽然从制度形式上官分南北、蕃汉分治,但本质上仍构成为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政治体制。

 

契丹统治者自称“轩辕后”,“远则有虞大舜,近则唐室文皇”,反复强调“南北一家”之意,包括契丹民族对龙的崇拜信仰,皆鲜明反映“汉契一体”的中华观念。因此,“因俗而治”的南北面官之政治文化含义,是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一脉相承的,是契丹族杰出政治家耶律阿保机及后世继承者政治智慧的结晶。

 

确立实施南北面官之制,对促进民族融合、疆域拓展等有着积极影响。因俗施治,相辅相成,不仅妥善协调了契丹诸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,也将更多其他少数民族直接纳入中国广袤的行政版图,形成各族民众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也为后代皇朝特别是金、元、清诸朝的统治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。

 

(本栏目总撰稿为卜宪群,本期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熙惟)

 

大事记

 

公元920年

 

后梁毋乙、董乙利用摩尼教发动陈州(今河南淮阳)农民起义,起义军占领陈、颍、蔡等州,数月后失败,毋乙等被俘殉难。

 

公元921年

 

辽太祖诏定法律,正班爵。辽军入居庸关,攻陷涿州等十余城。

 

公元923年

 

闰四月,后晋河东节度使李存勖即皇帝位于魏州(今河北大名东北),建立后唐政权。十月,后唐攻灭后梁政权。

 

公元924年

 

辽军攻掠燕南等地,征伐吐浑、党项、阻卜诸部。

 

公元925年

 

后唐攻灭前蜀政权。

 

公元926年

 

正月,辽军攻灭渤海国,以其地设东丹国,以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。七月,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病逝世。

 

公元927年

 

十一月,耶律德光举行即位大典,是为辽太宗。

 

公元928年

 

辽与后唐通和。升东平郡为南京,府名辽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