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的监察官:包拯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时间:2020-04-03 17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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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博物院宋代展厅,收藏着一块珍贵石碑。

这方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《包拯墓志铭》,由包拯生前同僚吴奎撰写:“宋有劲正之臣,曰‘包公’。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,虽外夷亦服其重名。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,皆不以其官称,呼之为‘公’”。

那么,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?

如今,“包黑炭”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。然而,许多人并不知道,历史上的包拯却并非黑脸,而完完全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形象——白净面庞、清瘦儒雅。

包拯之所以能够在百姓心中有这样的地位,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以民为本的心和清正廉洁的思想,这是他一生的坚守。

公元1050年,包拯把一封弹劾奏书上呈给了宋仁宗:“若命酷吏为之职司,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,是一夫之幸,而一路之不幸也。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。

包拯所说的酷吏,是担任淮南转运使的王逵。转运使是宋朝主管一路或数路财政,兼领按察官员、治安刑狱、举贤荐能等职的地方要员,包拯说王逵任职之地,民众无不遭殃,包拯的批判可谓十分严厉,而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弹劾王逵了。

包拯当时已经担任了中央监察机构——谏院的负责人,他的举动,让皇帝和宰相都颇为头痛。他们不明白,对于王逵,包拯为什么偏偏不依不饶。

王逵,进士出身,曾先后担任过多个不同地方的转运使。他所任职的地方,总能向朝廷缴纳比预算更高的税赋,这种政绩,往往被视作官员能力的象征。

在此之前,包拯在第一次弹劾逵时就指责他:“行事任性,不顾条制,苛政暴敛,殊无畏惮。”

当时,包拯揭发王逵在荆湖南路转运使任上,除了向百姓收缴正常的夏、秋两税外,还巧立名目,非法加征粮款三十余万贯,以媚上邀宠。结果导致仅荆湖南路的潭州地区就有七百余户、成千上万人走投无路、逃入山中。

然而,在每次弹劾被贬后,王逵却总能很快重新得到提拔任用,俨然成了官场的“不倒翁”。

原来,王逵和当朝宰相陈执中、贾昌朝一向关系密切,常常被给予特殊关照;而此时的大宋王朝,正值冗员繁多、财政困难的时期,王逵能够多向朝廷上缴税赋,使得宋仁宗也觉得他可堪重用,所以才屡屡将他贬而复用。

这也使得王逵更加霸道专权、无所顾忌。

朝廷的一次次纵容,在包拯看来实在无法接受,王逵留任,就意味着百姓要继续受苦,他所主政的地方也会暗无天日。

正因为如此,在得知王逵又担任了淮南转运使这个职务后,包拯立即发起了对他的第六次弹劾。

对此,皇帝和宰相依旧装聋作哑、置若罔闻,试图以这种方式继续包庇王逵。

而包拯则毫不松懈、接连上书,言辞愈发犀利,矛头直指官场积弊:“以王逵所在残暴、猥滥之状,彰灼如是,而上下蒙蔽,曲加擢用,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?

包拯嫉恶如仇,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一弹而再弹的做法,令朝野为之肃然,黎民百姓更送给包拯一个雅号——“包弹”,包拯担任监察官期间,弹劾的各级官吏达60余人,即使连国丈和当朝宰相都不放过,以至于后来是否被包拯弹劾过,都成为了民间评价官员清与浊、贪与廉的一大标准。

包拯莅职,常急吏宽民,凡横敛无名之人,多所蠲除。虽甚疾恶,至人有不及,推以恕心,故威严而无苛猛。也就是对官吏严,对百姓宽;对不法酷吏狠,对守法官民仁。既刚直立朝,又存忠恕之道。

公元1061年,包拯晋升枢密副使,进入朝廷最高执政官行列。直到这时,包拯的生活依旧朴素如初。

第二年五月,公而忘私、日夜操劳的包拯突然身患重疾,不久溘然长辞。

包拯去世后,留下一部厚厚的《奏议集》, 一百多篇奏折当中,有为民生疾苦的呼吁、有对贪官污吏的痛斥、有为国富民强的建言、有对政策得失的探讨, 深沉朴素的文字中,人们看到的是包拯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。

包拯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庄严的《家训》: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(张希清、江小涛